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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贸易大国正酝酿以制度“合围”中国

作者: 来源:中国财经报 发布时间:2012年02月01日 11:10:27

  2011年12月,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马图(AdadityaMattoo)和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萨伯拉曼尼安(ArvindSubramani鄄an)发表题为《多边贸易谈判中国回合》的报告,提出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主要是因为没有反映中国崛起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想让多哈回合谈判起死回生,必须让谈判重新聚焦中国。对此,我国业内专家认为,有关中国议题的报告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贸易大国正在酝酿针对中国做出新的制度安排。

   针对中国新地位提出新的制度安排

  这篇名为《多边贸易谈判中国回合》的报告认为,中国在主要进口市场中的份额在2001年和2009年间翻了一番,而在一些最重要的世界市场上,中国现在已经占到了制造业总进口的1/5以上。在对中国主导世界制造业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后,报告指出今天的多哈谈判主要涉及制造业市场准入的谈判,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国际贸易的调整必须以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外汇政策为主要对象。

  报告将中国称之为“绿屋中的大象”(“绿屋”是位于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驻地供高级贸易官员进行关键谈判的会议室,紧挨着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办公室。“绿屋会议”体系是WTO非正式会议的一种,是指由少数主要国家组成的小型部长会议和决策机制),并指出,中国贸易支配地位的现实与基础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对具有支配地位的中国的竞争力的恐惧阻碍了多哈谈判进程的发展。这种恐惧的迹象之一就是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倾向于诉诸保护措施来对抗来自中国的进口。但是,当中国在2016年取得市场经济地位时,诉诸于这种方法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此外,中国入世时谈判的特定产品的过渡性保障措施将于2013年失效。这会给各国与中国的竞争带来更多的忧虑。报告提出,新的中国回合议题应简化,要包含对中国及其贸易伙伴感兴趣的议题,进一步推动世贸组织的互惠贸易自由化,还应就双边主义和区域主义实行新的限制,以维护世贸组织提倡的非歧视原则。

  2011年,作为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美国和欧洲深陷债务泥沼和经济困境。而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10年后,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有关中国议题的报告出台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贸易大国正在酝酿针对中国新地位做出新的制度安排。”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事实上,在该份报告出台前,相关学者已经倡议了包括政府采购等多项和中国相关的议题,值得关注。此份报告的作者之一萨伯拉曼尼安于去年9月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就已明确提出要以中国为中心议题,开始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的谈判。其中也包括政府采购相关内容。“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贸易大国希望打开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于安表示,这是应对中国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新地位,WTO和其他国际经济秩序所做出的必然反应。从经济上来看,对付新崛起的贸易大国,总要施加以新的纪律约束。

  政府采购议题值得关注

  2012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伯格斯坦曾表示,经济议题将是美国竞选期间的一个首要问题。美国和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包括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政府采购等,都将会是被提到的问题。于安认为,美国经济正值转型时期,奥巴马政府已经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国际贸易,这就必然需要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体系中寻求制度支持。

  在去年12月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多哈回合谈判并未取得进展,但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GPA)经过多年反复终于完成谈判,这一揽子协议将在未来5年使世界贸易成本占贸易总额的比例由10%降低到5%,即能节省占世界贸易总额5%的成本。在多哈谈判进程萎靡不振的情况之下,GPA在多边谈判中,越来越成为实际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力量,美国甚至提出,下一步可以在服务贸易领域也采用类似谈判模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院长屠新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对目前加入GPA的谈判还是自身政府采购改革,我国都应时刻关注国际学界以及实践领域的变化趋势,要和发展趋势相适应。他同时认为,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国回合》报告中所提出的观点已经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主流观点,其中对于中国出口市场份额的分析和研究值得关注。他认为,多哈回合谈判绕不开中国,但中国入世10年来,防卫性角色较多,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或者条件很少。在对外开放上,还缺乏战略协调,反而在贸易摩擦中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于安表示,国内有关部门要重视战略性问题。事实上,不仅美国需要新的制度框架,而中国也同样需要。目前的制度框架是在过去形成的,没有充分反映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和中国的国际贸易利益。中国多年来深受既有制度之害,也需要一个新的制度空间来保护自己的国际贸易利益。面对这样一个或将到来的挑战及制度变革,学术界有义务做好应对研究,并形成基本的学术和社会共识,推动政府进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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