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海运包船挂旗问题可参考台港海运谈判

受“胡吴会”拍板海峡两会重启制度化协商，并尽速就周末包机、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议题进行协商的鼓舞，台湾地区一些关心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人物，纷纷提出了更多的协商议题，希望能尽早将之纳入海峡两会谈判的议题清单之中。其中，中国国民党籍“立委”、“马家军”成员吴育升6月4日上午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质询“陆委会”主委赖幸媛时就提出，希望海基会在6月12日与大陆海协会的协商议题中，能把海运包船也一并纳入。赖幸媛则表示，船运涉及挂旗问题，相对复杂，必须再经过相关单位进一步讨论，至于飞航因为没有这类问题，相对单纯。“陆委会”副主委傅栋成也表示，未来两岸如果进行海运包船协商，“国旗”如何悬挂，必须再与对岸协商。　
　　吴育升的质询和赖幸媛的答询内容，其实带有“黑色幽默”意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台湾当局在评估实施两岸“三通”的可行性时，由于“国防部”担心倘先行实施航空客运，将会遇到台湾海峡窄度较窄而导致台湾军方预警不及的问题，亦即是台湾军方雷达难以在预警时间内判辩飞机到底是客机还是军机，甚至还有可能会被解放军“冒充乘客”对台湾进行“偷袭”。因此，当时尚算较为务实开明的“陆委会”(萧万长任主委)和“交通部”等单位，是规划先海运直航后才空运直航的。而且，即使是实施空运直航，也是以货运先行，待时机成熟后才开放客运直航。但如今，却来了个颠倒，是先空运包机直航，海运包船直航则留在后头；而且，即使是空运直航，也是先客后货。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早已实施了节日台商包机直航，甚至还发展到无须在港澳机场落地，只须绕飞广州飞航情报区上空即可，这就证明了当初台湾“国防部”的种种担心，都是多余的。而且连台湾的高级军人们也都从节日台商包机的实践中确信，大陆对推动两岸“三通”是怀有诚意的，不会藉此挟带任何军事意图。因此，就变成了当初被认为最难推动的航空客运直航，倒是率先实现；而当初被认为最容易落实的海上货运直航，却因“挂旗”问题被耽搁了。
　　其实，有1997年台港海运谈判的成功经验珠玉在前，“陆委会”诸君是不用担心“挂旗”问题将会成为海运包船协商的政治障碍的。而且更有利于解决此技术问题的是，当年台港海运谈判的台方主谈者——海基会副秘书长张良任，现正是“陆委会”的副主委。而6月4日提出“国旗”悬挂问题的傅栋成，当时也参加了谈判。身为主委的赖幸媛，只要就近请益张良任，那个表面看来复杂难行的“挂旗”问题，就根本不是问题，将能迎刃而解。　
　　实际上，为因应1997年香港回归，于1997年5月2日及24日分别在香港和台北举行的台港海运会谈，台方主谈代表就是时任海基会副秘书长的张良任，团员则有时任“陆委会”经济处处长的傅栋成，“交通部”航权司长谢明辉，台湾海峡两岸航运协会理事长林省三，海基会经贸处长潘宪荣。而港方的主谈代表是香港船东会主席赵世光，团员有金山轮船公司董事长梁启行、中远香港集团副总裁杜宝明、招商局集团副总裁吴世荣、香港隆星航业公司董事长程义。而在谈判前及首轮香港谈判，而至二轮台北谈判的上半部之中，双方都曾为“挂旗”问题而争论不下。当时，由于李登辉访美发表分裂言论，及总统选举，大陆解放军进行了两次针对台湾的导弹演习，海峡两会的谈判也已中止，台海局势颇为紧张。在此背景之下，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申明，大陆主张在台湾注册的船舶到香港，不应在旗号上出现“两个中国”的问题。时任“陆委会”副主委的高孔廉则响应说，希望大陆以“维持现状，变动最少，尽量单纯，不节外生枝”四项原则来处理台港航运旗帜问题。　
　　正如前述，当时的台海局势较为紧张，而台湾货船进入已回归的香港海域时倘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就将形成“两个中国”的问题。因此，“挂旗”问题就成了台港海运谈判的焦点，甚至港方一度以“国际惯例”为理由，要求台湾货船进入港方海域时，除了主桅要悬挂紫荆花旗外，还要加挂五星红旗，台方当然是不能接受。但在最后，双方还是“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各退一步，达成了共识，签署了“台港海运商谈纪要”。该“纪要”规定，台方货轮进出香港海域，暂不挂旗；而在香港注册的商船在进出台湾港口时，船艉上悬挂紫荆花旗，船舶主桅杆则暂不悬挂旗；在两地注册的商船自进入双方港口期间，还可悬挂各自的公司旗和信号旗。这样，就妥善解决了当初被认为“很复杂”的“挂旗”问题。　
　　因此，海峡两会日后倘商谈两岸海运货轮包船直航问题，也可参考香港海运的办法，以两岸海运的定位是既非“国际航线”又非“国内航线”的“两岸航线”为理由，无须执行他国船舶进入对方港口，船艉挂船藉国旗，主桅杆挂港口国国旗的“国际惯例”。而是双方的货轮的船艉无须挂旗或旗艉只挂公司旗，主桅杆不挂旗，这就可把所谓“复杂”的“挂旗”问题，扔进东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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