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谷谋变：中国航运基金的“拓荒之路”

 

　　国内篇二　　上海航运产业基金：中国特色带来的思考

　　2011年，酝酿两年之久的上海航运产业基金终于浮出水面，上海航运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落户上海北外滩航运服务集聚区，负责该产业基金的募集、管理和运营。上海航运产业基金以政府及国有企业为主导，采用公司型的发展模式。这种做法与国内现有产业基金的组织形式有所不同，也有别于国外航运市场中各类基金的模式，“中国特色”再一次引发关注和思考。
　　运作：官办的市场化基金
　　一般而言，政府推动下的产业基金多为契约型，这主要因为基于投资人数量变化对财产管理权行使的影响不同，以契约方式的信托与公司相比，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这一特点符合产业投资基金这一投资模式的特殊需要，有助于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吸引机构投资者，节约管理成本，保持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同时能获得连续、稳定的财产管理能力，并能保证投资人数量和资本数量的变动，不会影响财产控制权的变化以及基金管理决策的实施。
　　不过，上海航运产业基金并没有选择业内较为普遍的契约型，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当前国情下产业基金发展的各种障碍，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味道。而选择公司型作为组织形式的基金将取得法人资格，依照《公司法》设立、变更和终止。基金投资人作为公司股东，有权对公司的重大决策进行讨论与审批，并以股息形式获取投资收益，完全采用市场化运作。但同时，官方背景又要求该基金需投向较为冷门、亟需政府支持的部门，如船舶及相关设备制造方面，从而最终使该基金成为“官办”的市场化基金。这就要求该基金在运作模式上，既要按照常规的公司型基金运作，也要作为政府出台政策的支持者和推广者，在需要的情况下，参与支持冷门、低利润或新兴行业，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上海航运产业基金融资规模为500亿元，计划首期募集资金人民币50　亿元，上海航运产业基金管理公司注册资本为2　亿元。从设立主体来看，上海航运产业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分别为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中海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虹口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四家单位按照3.5：3：2.5：1　的比例出资。
　　该基金管理公司的成立，意味着上海航运产业基金的资金募集、投资运行的主体已经确立，下一步将面向社会募集基金，但首期50亿资金的来源，很可能是各股东自掏腰包。
　　回顾该基金从发起筹备到成立的两年间，基金公司的参与各方在思路上出现多次重大变化，导致基金成立时间一拖再拖，股东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资金募集的责任上(在最初的发起人协议中，有关基金公司出资人原则上应分担首期资金募集责任的条款)，工作一直进展不顺利，直到各股东综合评估后，在平衡出资比例和资金募集的责任的基础上(最初，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创新投资公司、中海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及虹口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3：3：3：1)，才得以继续开展首期的募集工作。
　　应该看到，尽管该基金的构想早已形成，但实质运作却并未开展，其运作模式只能从当初设计方案及股东参与情况来判断。作为基金发起人之一的中国海运集团，更希望能从日后的基金运作方面，解决一些自身的船舶融资问题。而作为该基金的管理银行，浦发银行只是单纯的商业机构，能从管理费用上分一杯羹已属不易，能否获得额外收益，只能看未来基金管理者的运作思路。
　　特点：政策优势明显
　　从上海航运产业基金各方股东的背景，就能看出当地政府的支持态度。其中，国泰君安是上海国资控股的本地投行；中海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是是中国海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也是上海航运产业基金的唯一产业投资者；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上海市属重要的资产运作平台；虹口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则是虹口区政府参与产业基金的通道。
　　同时，该方案的提出也是基于上海“两个中心”建设下政策突破的新思路。2008年8月，浦发银行和中国海运集团联名向上海市委市政府上报了《关于设立上海航运产业基金的建议》以及《上海航运产业基金设立方案(建议稿)》，提出由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海运集团作为共同发起人，浦发银行作为托管人和财务顾问，设立上海航运产业基金。上海市政府作出了“积极推动”的批示。随即，国际集团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海运集团成立了航运基金联合工作组，具体负责发起筹备等相关事宜。
　　可见，上海航运产业基金是政府力推的基金，背后依托的是我国最为发达的地方政府——上海，同时也是顺应中央关于上海“两个中心”建设战略思路而生的产物，拥有其他产业基金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也是该基金未来市场化、商业化的重要依托。
　　不足：法律缺位存隐忧
　　对于上海航运产业基金而言，政府的主导既是优势，也有弊端。由于上海航运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起点高，其背后体现的似乎是政府意志，而并非市场内生。另一方面，产业投资基金立法的缺位，也使得上海航运产业基金在资金进出、运营等多个环节，存在法律障碍，直接造成了产业基金在融资和退出渠道上难以得到法律保障，即无法通过法律，向基金发起人和投资人明确其融资渠道和资本退出渠道，这将影响基金潜在投资者的参与积极性，产业政策的实施也不如预期。
　　事实上，长期困扰中国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制度难题，仍然一直悬而未决。目前，我国境内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基本上缺乏与之相关的法律、审批和监管部门。而从1999年开始论证的《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至今也未有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上海航运产业基金所选取的运营模式，决定了其局限性。基金发起人、后来的私募投资人与管理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将依据公司章程确定，公司设立董事会进行日常管理，而董事会的存在，势必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成本、干预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给基金管理人的决策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从成本角度来看，上海航运产业基金选择的公司型运作模式，在税收方面要比契约型和有限合伙型产业投资基金要高。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必须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股东从公司取得的分配利润，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等。这些恐怕将成为基金未来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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